Thank You Tohoshinki

他于盛夏时没入人间

全文第一人称，但既不是羊视角也不是阿黄视角

如果有朋友愿意直接阅读这篇我也不阻止，说不定会是全新的阅读体验

推荐BGM：送别——黄子弘凡

我约莫五岁时第一次被父母带去先生家，说是要找一位专业的老师教我声乐。五岁的小孩，自然是不大记事的，因此我已几乎不记得第一次见到先生时的情景，只隐隐约约回忆起他摸着我的头，柔柔地对我笑，夸我有天赋。

先生的眼睛很美。自打上了学之后，我每每见先生总是要夸赞他的眼睛一番，幼时口无遮拦会直接说出口，后来大了些，便不再像从前那般直白，只是在心里默默地搜罗着语文课上学习到的词汇来赞美先生的眼睛。其实先生从未对我过于夸张的赞美表达过什么不满，甚至会摸摸我的头开心地收下这份夸奖。

我总觉得，先生是透过我在看着些别的什么人。

先生的专业自然是没得话说的，不然父母也不会领着我去拜师。最初我只是听说先生早些年在国外留过学，还在国内时曾师从廖先生，与近些年在国内外举办巡回音乐会的张先生师出同门。后来熟识了些，在上课间隙，先生也会同我聊一些当年他学习声乐时的事情，有他还在北平时的，也有他去了维也纳之后的。先生谈论起这些事情的时候，脸上总是带着笑，他讲起他在北平大雪的日子里带着朋友们去后海溜冰的趣事，又说起同他一起上课的张超先生被廖先生一遍一遍纠正发音的事情。那时的我还太年幼，听完先生的话也只知道傻乎乎地笑，远远没有到可以察觉出先生笑容里面蕴藏着的悲伤的年纪。

张超先生偶尔也会来拜访先生，他一般会在先生的客厅里同先生长谈，心情好了或是闲下来了也会旁听先生的授课。

“杨兄，你这授课的风格越来越像廖先生了。”张超先生偶尔会这么说，然后收到先生的一记白眼。张超先生人也很好，偶尔指点下我，但更多时候他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看着先生教导我，又或是别的孩子们。

先生的家里也来过别的客人，大多都是从事声乐工作的歌唱家们。我印象较为深刻的大概就是两位曾经在哈尔飞大戏院工作过的演员，他们总是一起来，陪着先生坐半天，再双双离去。我无从得知他们每次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每每离开时，他们总是要给先生一个很长很长的拥抱，最后再用力地拍拍先生的背，一次不落。我年纪也大了，记不起来他们的全名，只记得有次先生送他们出门时，说过一句“龙哥，嘎子哥。我很好，别担心。”

除此之外，先生的家里总是冷冷清清的，不是没有烟火气的冷清，相反，先生很爱下厨，只是有种让我觉得这个家缺少了些什么的冷清。

于是在我十五岁那年，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了先生那个问题。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很平静的午后，先生刚刚授课结束，别的孩子们早就拿好东西回家了，只有我一个人还留在先生家里慢慢地收拾东西。先生坐在沙发上他最爱的那个位置，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茶几上一张旧相片。我走过去，本想只是和先生打个招呼就离开，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先生没有喜欢的人么”，话刚说完我就愣住了，我显然问了一个太不合时宜也太冒犯的问题。

也是在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长久以来我都觉得先生的家太过冷清。这个家住着先生，会迎来像我一样的学生，也会招待先生的朋友们，却从来没有盼到过一位应该和先生共度一生的人。

先生的视线没有离开那张旧相片，也没有立刻回答我的话，就在我想要匆匆说句“再见”溜走的时刻，先生突然开口了。

“有啊。有很喜欢，很喜欢的人。”

黄昏时的阳光洒在先生的身上，我看不见先生的表情，只能听出他微微上扬的尾音。那看来真的是先生很喜欢的人了。

我把那句“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她”咽进肚子里，匆匆地道了一句再见就离开了先生的家。

自那之后我再也没有问起过类似的问题，先生也还是如同从前一般待我。只是偶尔想起来，还是会疑惑，像先生这样温柔又优秀的人，若是喜欢上了别人，怎么会得不到回应呢。

后来我走了和先生一样的路子，远渡重洋去了欧洲进修声乐。先生帮我写的推荐信，甚至在考核前夕彻夜陪我练习，我实在是非常感谢先生。

我出国前，先生给我上了最后一堂课。那堂课的内容很是简单，先生让我坐在一旁，弹着琴认认真真教了我一遍送别，我笑着说这是入门曲，为何今日又来教我一遍。先生扬起一个温柔的笑容，弹琴的动作并没有停止。他已经不再年轻了，长出了细细皱纹的眼角也不再像我第一次见他时那般朝气蓬勃地上翘。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歌啊。先生的目光里满是眷恋。这是对即将分别的人来说，很重要的歌。

临回家前，我也学着那两位偶尔来拜访先生的戏院演员一样用力地拥抱着先生，请他好好照顾自己。先生拍了拍我的背示意他知道了。

在国外的日子总是有些难熬的，夜深人静时我偶尔会想起曾经也是只身一人来到异国他乡求学的先生，学习方面的问题也总是写信求助他。先生向来回复得极快，也总是在信中鼓励我、督促我。当我站在人生的岔路口，要决定下一步是返回故乡还是前往美国继续进修的时候，也是先生给我写了一篇长到甚至可以用啰嗦二字来形容的信。应该说，若是没有先生的悉心教导，我是走不到今天这一步的。

就这样往返国内外的日子大概又过了好几年，我才终于踏踏实实地回到我的故土。先生自然是我除父母外要第一个去拜访的人，但很显然我挑了并不是很好的一天去。

我永远记得我扣响大门后，先生给我开门时红肿着的眼睛。

出于对多年前那场唐突对话的后遗症，我并没有选择问出口任何问题，只是默默坐在先生旁边，先生强撑着笑意问我的近况，没说两句却又要流下眼泪来。

临走前，先生出乎意料地问我是否愿意陪他去扫墓。我自然是点头答应的，虽然不知道扫墓的对象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邀请去。先生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疑惑的，却也没有多做解释，只说明日午时见。

第二日再次前往先生家的路上，我匆匆买了两束菊花，一束我自己的，另一束帮先生买的，却没想到先生已经准备好了花束。

花瓣上还浸染着水滴的白玫瑰被簇拥在马蹄莲和菊花中央，看上去就像是从街边的花店里随手买的，但仔细看过去又能看出花束包扎的手法不如花店里的娴熟。

我在那一瞬间懂了先生家院子里常年种着的玫瑰们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先生捧着花站在家门口，白色的花束衬得他比昨日更加憔悴，见了我却扬起一个笑容，我赶忙下车想要帮着先生把花束放在后排座位上，先生却不同意，头摇得像是那花束离了他的手便要迅速枯萎一般，我也只能这样载着先生出发了。

先生要去的墓园并不是很远，我停了车随先生走进去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座烈士陵园，随处可见的墓碑上刻着在那场战争中失去生命的战士们的名字和日期，而我当时望着这些陌生的名字，竟也生出一丝难过来。

同第一次来到这里有些手足无措的我相比，先生显然要熟悉这里得多，一进门便带着我轻车熟路地左拐右拐，终于是到了他要祭奠的那个墓碑前。

那墓碑看起来很不起眼，同这座烈士陵园中的千万座墓碑一样，刻着墓碑主人的姓名、出生和死亡年份。普普通通，却葬着先生生命中很重要的人。

先生几乎是一看到墓碑就红了眼眶，却还强忍着泪水，示意我先去祭拜一下，我恭恭敬敬地把两束菊花放下就退到一边，这是属于先生的私人时间，我想我不应该打扰。

先生一直捧着那束花同墓碑讲话，我坐在不远处的长凳上看着他的背影，风偶尔捎来一些先生的话语。

“弘凡，我今天带学生来看你了。他去了那个你在信中和我提过的你很想去的地方。”

“弘凡，这是我今天刚刚摘下来的白玫瑰，你看好看吗？”

“弘凡....伯母走之后没多久，伯父也走了。他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他先过去看你了。”

“我真替你感到开心，我没哭。你走之后他们哭了很久，这下你们终于能团聚了。”

“弘凡，我下次再来看你....”

先生最后低头嗅了一口花束，然后把它们轻柔地放在墓碑前。

先生唤我离开前，我又回头看了眼那个墓碑，不知道这个只生活在这世界上短短二十几年的年轻人在先生的生命中究竟占有怎样的沉重的分量。

后来又过了些日子，我才从张超先生的口中得知那墓碑上刻着的是他和先生少年时代最好的玩伴。

“他走的时候，杨兄正在维也纳进修，连消息都是迟了快一个月才送到。大概是收到信的当天他就买了票回来，说是无论如何要赶上这最后一面。不过在弘凡的葬礼上他倒是意外地没有哭，眼眶泛着红还要跑过来安慰我，说弘凡下辈子肯定会过得很好。”

我已不记得张超先生的原话是什么了，大致意思如此而已。张超先生说这话的时候眼里也带了些泪光，我不敢继续问下去，怕触及两位先生的伤心往事。

后来又过了些日子，到了那个堪比战争时期的黑暗年代。我隐隐觉得局势不安的时候正巧赶上美国那边的offer下来了，安排好了父母和妻子之后便想带着先生一同过去。

那是我印象当中唯一一次同先生爆发争吵，我像当年先生教导我给我写信时那般细细分析利弊，并且表示先生完全不需要担心任何生活方面的问题，先生却在爆发后固执到完全不肯听我说话，只一遍一遍倔强地说着“我不会走的”。后来先生与我都渐渐冷静下来，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先生却是进去了从前他教我上课的房间。

不多时我就听见那房间里传来断断续续的送别的调子，我走进房间，先生坐在钢琴前，抬起头望着我，眼神清澈又诚恳。

“我想陪着他，可以吗？我不想他一个人在这里。”

先生没有明说，我们却都知道这个“他”指的是谁。

最终我还是妥协了，我给先生找好了一处偏远地区的房子，又安排人好生照顾先生之后便带着家人飞往美国。

这一离开就是十多年，我和先生也仍然维持着书信来往，临回国前一段时间才将书信交流改为一周一次的越洋电话。或许是先生自从开始教导学生之后便不怎么抛头露面的缘故，他很是幸运地躲过了那一切事情。

我终于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的那天，先生还是不顾我之前在电话中的叮嘱来飞机场接我了。我同先生拥抱的时候有些恐慌地察觉到先生竟然已经如此年迈瘦削，那个能把小小的我抱在怀里、让我肆无忌惮地坐在他的大腿上弹琴看谱的先生仿佛只存在于我家中那张泛着黄的相片里了。

我回来后不久，张超先生也搬去先生的隔壁住了。二位先生常常待在一起，坐在先生的小院子里喝茶，又或是在钢琴前唱歌。他们似乎很快乐，不太需要旁人的打扰。妻子比我得空的多，所以也总是过去照顾他们，听妻子说，有一年冬日北京下雪的时候二位先生甚至偷偷商量着跑出去溜冰。最后溜冰自然是没有溜成的，但我怕先生们整日待在家中实在太闷了，便挑了个天气稍微暖和些的日子带上孩子们和二位先生去后海，先生们安安静静地坐在长凳上全神贯注地看着在冰面上来来往往的人们，表情满足得好像他们自己下去溜冰了一般。

除去这些很是偶尔的户外活动，我有时候还会带着二位先生一同去扫墓，更多时候是带着先生一个人去。

我最后一次带先生去那个墓园，大抵就是上个礼拜的事情。

先生生了个不大不小的病，我找了医生来家里看，说是静静修养就好，先生却不知道怎么地执意要去一趟墓园，我自然是拗不过先生的，最后还是让先生捧着那一大束他亲手种植和采摘的白玫瑰坐上了车。

这些年烈士陵园翻新了不少，我开着车把先生一路送到墓碑前，替先生开了车门，放好我买的那束菊花，又重新回到驾驶座上。

在我归国后的这些年，我已经做了无数次这样的事情，扫墓这件事仿佛已经被我们默契地安排好了固定流程，我放完花束之后的时间永远是属于先生和躺在墓碑之下的那个人的，哪怕是在张超先生一同前来祭奠的时候，也会刻意留一些时间给先生一个人。

透过另一边的车窗，我只能看见先生的背影，他似乎是在很努力地清理着墓碑前面的杂草，我刚刚问过先生是否需要我帮忙，先生说不用，他自己可以。我把视线转向另一边再转回来的时候，先生已经拄着拐杖在墓碑前同他的朋友说话了。

我不知道先生说了些什么，却微微地察觉到先生颤抖着的身影，我下了车想要去搀扶住先生，先生却阻止了我。

“就到这里吧。我该说再见了。”先生拄着拐杖颤悠悠地走向墓碑，放下花束，却并没有像从前一样立刻起身离开。

我看着先生和他身前的墓碑，也仍然没有弄懂那个从很久以前就一直萦绕在我心里的问题，这个年轻人究竟在先生的生命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直到下一刻，先生的口中喃喃出两声“阿黄...阿黄....”，把他的吻印上墓碑上刻着的那个名字，我才恍然大悟。

一切本就有迹可循，亲手种植的白玫瑰，旁人无法介入的私人时间，那个很喜欢很喜欢却注定无法获得回应的人，一座哪怕是跋山涉水也要去祭奠的墓碑，还有那首送别。

送先生回家的路上，先生的心情意外地很好，甚至同我再次说起他们从前在北平的生活，都是一些先生从未对我讲过的生活琐事。

“我们三个小时候一同出门总是要讨论半天才能决定好去哪里，你张超先生喜欢去西单，弘凡却次次想拉着我们去廖先生家附近的胡同里买零食吃，每次他们都要为这件事争论好久，最后干脆一人拉着我一只手往两个方向走....”先生在副驾驶上几乎是手舞足蹈地向我描述那个画面，看起来完全没有生病的样子，语气也轻快得像是一位少年。

下车前，先生转过身来，颤颤巍巍地抬起手放到我的头上。

“好孩子，一直以来麻烦你了。”

“不麻烦，先生言重了。”我赶紧这样回答。

“以后大概不会再这样麻烦你了。”先生笑得极其温柔，像极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已经下垂得厉害的眼角也带了些飞扬的色彩。

我动了动嘴，没有回话。

事情果然如同先生预料的那般。

我几乎是在接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就赶去先生的家里，比我稍微迟一些的是张超先生。

先生同我交代完了后事，就让我去门口等着，说是要和张超先生说话。我忍着泪，在门口拿出香烟却又立刻想起先生最讨厌香烟，于是立马把香烟放回口袋。

先生几乎是在用最后的力气强撑着自己倚靠着枕头半坐在床上，他拉着张超先生的手：“超儿....”

张超先生已经哭得不能说话了，过了半晌好不容易憋出来一句话：“这次，你和弘凡又抛下我先走了....小的时候，弘凡就爱拉着你走在前头，怎么....怎么这次也一样呢？”

先生用一种平日里看待我这般年纪的晚辈才会用的目光看着张超先生：“我们会....咳咳咳....我们会等你的。”眼见着张超先生还是不能止住眼泪，他便继续安慰，“我们说过的，九岁那年拉的勾，说要做最好最好的朋友，还记得吗？”

“记得....”张超先生用力地握着先生的手，“和弘凡在那边等我好吗？我们下辈子也要一起去溜冰，我一定要让弘凡给我鼓掌，说我比他滑得好。”

“好。我们还要去看嘎子哥大龙哥他们的戏，还要去上海见书剑....”先生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轻，最后他说，“我累了，超儿，给我唱首送别吧。”

“好。”张超先生流着泪，轻轻哼起送别的调子来，我在门口也跟着和声。

“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我们的歌声在这房间里越来越轻，最后终于只剩下哭泣声。

先生真的走了，留下他一园子的白玫瑰。

张超先生自那日起便不再出门，只把自己关在书房中，我偶尔为了先生葬礼的事情去拜访他也只看见他不是在对着一沓厚厚的谱子小声哼歌就是在翻看一本又老又破旧的相册，相册的页数不多，张超先生却可以一遍又一遍地翻看，还会叫我过去让我在一大群人中认出年轻时候的先生。

先生的葬礼最终是定在了下月初，我这些天为了葬礼和处理先生的后事忙到脚不沾地，今日白天得空去收了先生花园里的白玫瑰，代替先生最后一次去了那个墓碑前。

他去找你了。

我只留下这一句话，也只有这一句话可以留下。

先生实为我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他是我的老师，又像我的朋友，同时也扮演了我兄长的角色。能拜在先生这样的老师门下，实在是我的幸运。

我这些日子总是睡不好觉，辗转难眠时脑海中也总是先生还在世时的景象，是以今夜起床批衣，写下这篇文章，谨以此纪念我的恩师，高杨先生。

愿我的恩师，张超先生以及那位他们年少时的玩伴，下一世能如约相聚。

1990年7月22日晨

写于中国北京

续

今夜重读此篇我数十年前写于先生去世后的文章，掐指一算，才惊觉先生竟已离开我们三十年了。在这数十年中，物是人非，斗转星移，我也离了故土，被孩子们接来了美国，在这里安居养老。

拜年轻时留学美国所赐，我与波士顿这座城市相处得还算融洽，孩子们虽然忙到没有固定时间在家中陪我，但每月也总会想着法子带我出去走一走，然而或许是随了先生的性子，我反而更喜欢独自一人出门散心。市中心的小公园并不是什么热门景点，却成了我最经常造访的地方。

头发花白、拄着拐杖的耄耋老人是向来不怎么会被打扰的，今日白天却有了些不同。

一个看起来似乎才刚刚成年的中国男孩在我在长凳上坐下后没多久后就坐来我的身边很是自来熟地同我聊天，一开始用的英文，说了两句我主动换了普通话和他聊天，男孩子似乎很是惊讶，忙解释道他看我一人坐在这里怕我迷了路，所以想来问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说我家就在附近，男孩子这才做出松了口气的表情。

男孩子大概正处于年轻又肆意张扬的年纪，耳朵上晃荡着的十字架耳环很是招人瞩目，我不自觉地被那耳环吸引了注意力，不知怎么脑子里竟然冒出了先生的模样，接着我便自顾自地摇摇头，先生这样的人，想必是无论如何不会戴着这样张扬的耳环的。后来我又盯着男孩子又看了半晌，竟然觉得他有些许眼熟。

小朋友似乎并不全然是来问我有没有迷路的，多半还是在等人，所以也没有立刻离开，这下他被我看得不好意思起来，便又主动开口和我说起了些别的话题，他的家乡、他的专业、他的家庭，在说到他前年冬日参加了一档电视节目的时候很明显地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笑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忙说不好意思浪费我的时间和我说这么无聊的事情了。

我摇了摇头，开始说起我年轻时学习声乐时候的故事，已经许久没有人听我讲述那时候的故事了，是以说到兴起处还来了段先生曾经教过我的舒伯特的鳟鱼。

男孩子在我唱出第一句的时候就兴奋了起来，我唱完了他鼓了鼓掌，夸赞了我一番又开口说起他在节目中认识的一位朋友也会唱这歌儿，而且曾经在维也纳留过学，后来说着说着似乎就跑偏了，兴奋地说着那位朋友今年要带他去维也纳旅游。

男孩子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合不上了，好像一辆不知疲倦的火车一样哒吧哒吧向前跑。

我同这位小朋友聊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差点要在公园里来一首即兴饮酒歌的时候，忽然从远处传来一个很清亮的声音。男孩子上一秒还在酝酿着要开口，下一秒就准确地捕捉到那个声音，回过头冲着对方响亮地应了一声。

我向着那个方向看过去，看见一个上身白衫下装休闲裤的青年在冲着这边挥手。

我听得很清楚，那青年唤这个男孩子，阿黄。

被朋友称为阿黄的小朋友不好意思地跟我道歉，说他朋友来了，他必须得过去了。

我摆摆手示意自己并不介意，年轻人便冲着我朝气十足地说了声“再见”就蹦蹦跳跳地跑向更远处那个青年，然后凑近青年耳边说了些什么，最后他们一起同我挥了挥手。

我抬起右手晃了晃算作是答复，就看见那青年率先转身离开了，而那个和我聊了半天的男孩子则是赶紧追上去牵上了对方的手。

若说只有这些，大概是不足以让我来写下这篇续的，然而那年轻人的面孔实在是在我脑海中挥散不去，每当我闭上眼想要仔细回想究竟是在哪处见过他的时候却又只能想起张超先生曾经指给我看的那些老照片上先生的面容，最后只得作罢。然而想了一下午后竟又生出许多思念先生的情绪来，是以续添几笔记录今日所见所闻，谨当作再一次缅怀先生。

只一事我仍放在心里，不曾细想却也无法忽视，便当作此篇续的结尾吧。

那年轻人离开的时候，冲着那青年喊了好几声先生的名字。

巧合也好，缘分也罢，冥冥之中或许一切自有定数。

2020年4月3日晚

写于美国波士顿

完

此篇是在维也纳中央公墓的长凳上和朋友闲聊的时候迸发出的灵感，其实拖了很久，躺在床上想大纲的时候想哭了，我好没出息一个人....

下一世的故事请点击 当张超谈论高杨和黄子弘凡的时候，张超在谈论些什么 查看

一些怕读者们没有看懂于是写下的小废话：

标题是有意义的，他指的高杨，盛夏是指前世的他去世的时候的时间，“1990年7月22日”，正是盛夏时节

羊的生日是7月15日

高杨的学生回国后去拜访他的时候正巧碰上黄子的父母相继去世，哭得很是厉害，超儿又一时赶不回来，所以邀请了学生一起去祭拜黄子